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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下德行超出天下，以公室的身份辅佐朝政，最能够直道而行，使国家的兴盛超过当年，可是与众望不符，受到厚遇的人之所以日夜叹息，实在是为殿下惋惜。国家的忧患已经很深重了，常常担心伍员的忧虑不仅出现在古代，麋鹿出没也将不仅仅是在山林水泽之间。希望殿下暂停清虚超逸的情怀，以解救倒悬的急难，可说是转亡为存，转祸为福，那么朝廷可为之而庆，四海可因之而有靠。”
王羲之于二十五岁时为会稽王友，今会稽王司马昱在朝中执政，以封地托付之，表明对羲之极为看重，但司马昱这次并没有理会他的上书。纵观王羲之的这两封书信，主旨是在说，以江东的寡弱之地，不仅不能北伐，最好还是主动放弃淮河南岸，退回到长江，划江而守。王羲之的忧国忧民之情固然值得理解，然而其保守的观点却反映了作为东晋朝廷的骨干力量的士族大家的精神气质的日趋堕落。此时的江东固然弱小，但是，当时的前燕以及草创当中的前秦也不至于十分的强大。而且，守江必守淮是战略地理学的一种基本常识，弃淮保江是一种欠缺战略眼光的幼稚想法。
前秦之所以能够在乱世当中把王国的基业奠定下来，关键是当时氐族的当家人有着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反观东晋那些整天只知道吃五石散、到处去游山乐水的士族阶层，北伐所需要的劳师动众已经让其感到极其的厌烦，怎能期望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护呢？
其实东晋当时也不是没有能够在乱世当中逐鹿中原的人物，例如桓温便可托付重任，可就是因为要保持一贯以来门阀政治的平衡局面不被打破，因而只能选派一些并非最合适的人来进行北伐，同时又不能通过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来整合和统一调配全国的北伐力量，这才是真正的败因所在。
如果当时主持北伐的是桓温，王羲之还会显得如此的忧心忡忡吗？
司马昱和殷浩都没有听从王羲之的劝说，因为他们知道此时的前秦也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吃掉豫州这一广大地区，它将豫州之民迁往关中而不是派大军去豫州镇守就是证明，而此时留守在许昌的前秦豫州刺史杨群也同样是兵微将寡。于是，到了永和八年（公元352年）的九月，殷浩再度出兵，他进屯泗口，并派遣河南太守戴施进据石门（河南省荥阳市北），荥阳太守刘遯戍守仓垣（河南省开封市西北）。
继殷浩出师后，十月，谢尚命令冠军将军王浃率军进攻杨群，并一举收复许昌，打通了晋军北上的道路，杨群被迫退守洛阳西边的弘农（河南省灵宝县函谷关关城）。由于谢尚部队送来了传国玉玺，并立下了收复许昌的战功，朝廷征召其为给事中、赐予车马，鼓吹，让其镇守于石头城。
此时，东晋朝廷已经遥遥地圈占了豫州大部份地区，在此基础上，殷浩还在试图利用前秦大臣之间的矛盾来谋取关中。而远在凉州的地方割据势力张重华也在跃跃欲试，准备出兵秦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二月，张重华派遣将军张弘、宋修二人会合王擢的部队，步骑共计一万五千人马，开始东下讨伐前秦。一直驻守在陇东不敢懈怠的前秦丞相苻雄、卫将军苻菁，提兵阻击，双方在龙黎交战，此战凉州兵大败，被斩杀一万两千级，凉州将领张弘、宋修均被俘虏，王擢单身匹马再次逃离秦州，奔回姑藏，战后，苻健以领军将军苻愿为秦州刺史，镇守上邽（甘肃省天水市）。张重华同年五月再次派遣王擢率领二万部队，进攻上邽，秦州大部分郡县纷纷响应，苻愿出兵迎战，却被王擢击败，逃归了长安。张重华借此机会上书东晋朝廷，请求北伐。于是，褚太后派遣御史俞归进封张重华为凉州牧。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在东晋控制的地盘上，有人举办了一场风雅千古的文化聚会——兰亭禊会。话说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的那天，时任会稽内史、大书法家王羲之邀集亲属、部下和好友四十一人（加上他本人为四十二人），于会稽郡山阴县名叫兰亭的一个小地方，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雅集活动。后人把这次雅集或称之为“兰亭雅集”、“永和雅集”、“兰亭酒会”、“兰亭诗会”、“兰亭禊会”等等。
兰亭位于山阴县城西南方向，到这里，要从古鉴湖中的“山**”上穿过，紧邻西南部又是“崇山峻岭”和“茂林修竹”。关于稽山鉴水之美，王羲之叹之曰：“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顾恺之则赞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对此亦写道：“从山**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王羲之为准备雅集，在事先的寻访过程中，发现兰亭这地方有较为开阔的河滩或河床，它们由汛期内的洪水冲积而成，或卵石，或砂子，洁净异常，可坐可卧，在非汛期的三月处期间，只有河中央流淌着清澈的溪水，既便于众人“列坐”两侧，又便于众人借助溪水行修禊之礼和流觞之戏。
早在王羲之之前，文人于野外聚会的传统便已逐步形成。汉魏时期，曹操多次组织邺下文人之会；魏正始年间，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亦时常于竹林中畅饮闲聊；西晋时期，石崇、苏绍与潘岳等数十人，一边为石崇升官外出饯行，一边为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饯行，在洛阳郊外的“别庐”——金谷涧，举行了一次盛大聚会，“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遂各赋诗，以叙中怀”，随后，石崇又作《金谷诗序》以记其盛，这就是著名的“金谷诗会”。出于对前贤野外雅集之举的仰慕与效仿，王羲之便把这次雅集活动安排在兰亭了。不仅如此，连雅集当中所作《兰亭序》，在篇章结构、遣词造句甚至先乐后悲的情感变化亦大致模拟《金谷诗序》，据《世说新语》所记——“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仿）《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王羲之率众人来到兰亭之后，第一项活动便是“修禊”。修禊，作为一种民俗活动，可一直溯源至周朝的上巳节。到了三国时，人们把上巳节固定在三月初三那天。到晋朝，上巳节开始流行，成了举国通行的风俗。老百姓在这天纷纷出门踏青游春，而文人又趁机开起酒会，就称谓而言，修禊活动举办于三月初三上巳日者，叫做“春禊”。如逢闰月，春禊则举办两次。在秋季下巳日举办修禊活动就叫“秋禊”，秋禊偶尔也举办于重九或其他时间。除春禊和秋禊之外，还有把修禊活动放在夏季举办的情形。
修禊活动的地点一般选在比较开阔的临水之处，以便于人们或“漱清源以涤秽”，或“招魂续魂，秉兰草，拂不祥”。具体说来就是，修禊的人们到了临水之处，首先要进行洗濯（包括洗手和濯足），意在通过洗濯的方式把所有污秽的东西清除干净；洗漱过后，由一人把酒泼向水中，再用兰草或其他香草蘸水洒到身上，借以驱赶身上可能附着的邪气，而求得来日生活的更加幸福与美满。不过修禊活动对王羲之所主持的这种级别的活动来说，只是一个“由头”，而重头戏则在后面，那就是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禊词原来只是在水上“秉兰草，拂不祥”，“洗濯祓除宿垢”。魏明帝于“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汤，宴群臣”（《宋书礼志二》），于是虽有“流觞”，但未言“曲水”。通过“曲水流觞”的方式来进行“饮酒赋诗”，是王羲之的一大创举。
三月初三修禊那天，王羲之等人按照修禊习俗完成洗濯、泼酒、洒身之后，便纷纷在溪流两岸排开，席地而坐，由书童或侍女立于上游处把斟上一半酒的觞（一种盛酒的杯子，陶制，浅平，带两耳），用捞兜轻轻放入溪流当中，让其顺流而下，此为“流杯池”。根据规则，觞在谁的面前停滞不动，就由身旁的书童或侍女用捞兜轻轻把觞捞起，递到谁的手中，谁就得痛快地把觞中之酒一饮而尽，此即“禊饮”，禊饮之际，体以乐舞，随之还要赋诗一首，所赋的诗也就叫做“曲水诗”；若才思不敏，或因其他原因不能立即赋出诗来，那他就要被罚饮三觥（或“三斗”。一觥或一斗相当现在的半市斤）之酒（酒为绍兴所产的低度黄酒）。
这次赋诗，基本上是形式自由的，既没有主题的限定，也没有韵脚的限定，稍加限定的只有一点，即四言、五言可各赋一首，也可只赋其中一首。在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的活动中，这帮来头不小的与会者一边描写着眼前美景，一边倾诉着内心玄想，把这次兰亭雅集活动推向了高潮。
结果，与会的四十二人中，有十一人各赋诗两首，十五人各赋诗一首，另外十六人因诗未成而各自被罚酒三觥。赋出的三十七首诗，被后人统称之为“兰亭诗”，通过文献记载都一一流传下来了。
兰亭诗创作出来之后，王羲之便安排手下将它们收集起来，编成《兰亭诗集》，雅集过后，人们又纷纷通过传抄的方式把它传播了出去，且有幸流传后世。有了诗集，王羲之又想到该有两篇序文，一前一后来对诗作的由来，及本次雅集活动的时间、地点、要旨与目的等加以记述。于是，王羲之一边邀请与会的文坛领袖孙绰作后序，一边自己趁着微微酒意，写下了流传后世的《兰亭集序》的散文。
那么，这次兰亭雅集到底与当时要求北伐的社会背景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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