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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名叫萼莺。
我有一个大我五分钟的姐姐，名叫萼菀。
是了，我们是双生子。
大概是从很小的时候，双生子之一的我表现出不平凡的特质。
在幼儿园，我的思维很跳跃。老师带我们做活动，引导我们学习时，我总能极大程度地压缩思考的时间，直接得出结论。
就好像我的脑袋里装的不是大脑，而是一台精密的电脑。
但那段时间，我乖巧的姐姐比较受欢迎。
老师常常向我父母抱怨，说这孩子不听话，不服管教，说话没有逻辑，做事不按常理。
可我的方法总是更有效不是吗？
总而言之，我被定义被问题儿童。
“果然还是当姐姐的比较省心。”大家这样说。
若说乖巧文静是她的标签，那么淘气顽劣就是我的代名词。
上了小学，老师开始教我们一些复杂的问题。
说是这么说，但对我而言还是太简单了。
于是我像在幼儿园那样，去找别的同学玩，不过他们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老师常常大声地呵斥我，让我做自己的事。
可是我做完了呀。他们不信，我就给他们看。
即使老师们增加了我的任务量，我也会在他们面前很快地完成，尤其是数学。
我的班主任就是数学老师，她试着给我更难的题。
我翻翻课本，看两道例题，就能很快作答，甚至举一反三。
难度加一点，再加一点。
最终，她告诉我的父母，他们年仅六岁的儿子，有着小学五年级以上的水平。
“建议你们申请跳级，或者找个家教……总不能妨碍其他的孩子吧。”
她这样说。
是他们太慢了。我这样想。
天才总是孤独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当我在求一元方程的解、求不规则图形面积时，姐姐在学加减法。
当她到了解方程的年级，我已经开始解二元三次方程，画着复杂的函数图形了。
接触到初中知识时，我了解到世界上竟然还有理化生这种有趣的东西。
我想要那些精密复杂的实验仪器，只要不是太贵的，父母都会买。甚至稍微贵一些的，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人送给我。
书房也改装成了属于我的实验室。
只是这样一来，姐姐只能在自己的房间学习了。她想要什么，也需要用90以上的分数来换。这对她来说稍微有些难度，所以她并不总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这孩子真聪明，是个小天才……啊，还有个姐姐啊，长得真像。”
像，只是皮囊上的程度。
萼菀变成了一种附属品。
尽管当时的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意识。我只是觉得很无聊，不喜欢和她玩。
她太笨了，连勾股定理都不太明白。
而到了萼菀开始读初一的时候，我的水平呈几何式爆发。即使是理科高考真题，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各式各样的奖状、奖杯与锦旗塞满了我的家。
尽是些占地方的东西。
我对外界的事物逐渐开始缺乏热情，对数理化生外的东西，我很难提起兴趣。有时候，知识本身又会绕回一堆繁冗的数据，绕回基础数学的原点。
知识是这样无趣的东西吗？好像不是，有什么不对劲，我记得以前不是这样的。
但他们最终呈现给我的，仍是一串冗长无味的数字。
我开始寻找刺激。
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能干什么呢？
坏孩子会打架，但我找不到动手的理由。抽烟喝酒是更大的孩子会做的，而且我也不喜欢这些东西的味道。
不过小偷小摸还是很有意思的，反正以我的身手与智慧，没有人会发现我。
一次我在班里摸别人的文具盒，被捉了个现行。但老师只是批评教育了两句，检讨也没有让我写，就放我回去了。
我开始尝试一些大胆的事。
一些简单的生物实验，需要更多的昆虫、青蛙、兔子、小白鼠什么的。一到周末我纠缠着父亲开车带我去野外的荒草园捉些小动物。
虽然可以买到，但这样似乎更符合孩子爱玩的天性。至少大人们是这样想的。
这些时候，姐姐就抱着饮料，和妈妈坐在阴凉的地方。
我常常用挣扎着的虫子来吓唬她。这倒也挺好玩的。
刀刺入它们的身体以后，它们的植物神经还会挣扎。虽然理论上讲，他们已经死了。
我时常在想，人是否也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应该是有的，理论上。
和所有的多子女家庭一样，兄弟姐妹间相对很亲近，但也存在矛盾。
我们的矛盾比较特殊，毕竟我俩玩不到一起去。
她时常会跑到我的实验室里，东摸摸西瞧瞧。
“哎呀，酒精灯很危险的！”
“喂喂喂，硝酸要是撒了会受伤的！”
“别碰，那是蒸馏水，你别弄脏了！”
后来，我干脆不让她进我的实验室了。
生活就这样继续着，风平浪静。
直到十二岁时，一个被我们忽视已久的问题暴露出来。
这是平常中的异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