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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三，皇城外御道边的贡院内，挤满了参加会试的考生们，其中自然包括颜子卿。
三年一次的大考，一旦落第那将又是三年漫长的苦等。人群中，不乏脸色稚嫩的学子，比如王熙河等，但面带沧桑的中年儒生，像徐文青之类的，还是占多数。
经过科举千年，科举制度已经成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无数普通学子依靠自己的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鱼跃龙门，改变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即便是最低贱的奴仆、下人，也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颜子卿就站在这样一群人之首，几百名云州士子自觉跟在颜子卿身后，汇集成一股整齐的洪流，朝贡院大门缓慢行进。
会试进场，依然是以州为单位进入。今年轮到凉州士子排第一，云州第四。
手拿文书，颜子卿和徐文青、王伦等人依次走入贡院大门。经过神京衙役三步一卫、五步一岗的仔细搜查之后，龙门官验明正身，终于被分配到属于自己的院落中。
五鼓三更之后，在万千士子翘首以盼之下，主持此次会试的礼部尚书、主考官袁世宏，带着两名副考、一列随行官员浩浩荡荡走进贡院。
祭拜天地、礼敬神明之后，给先贤上香，宣读本朝科举考场规矩……
会试和乡试自然不同却又有异曲同工之处，诗、词、赋考的不再是词曲华美、精致秀丽，而是严格按照出题人的规矩，以对仗工整、一丝不苟者为佳。
明经、墨义、诸子技的出题也堂皇大气，很少有生僻书籍、野史传记之类的东西出现，只要真正的“博览群书之辈”，想要考差都很难。
军策民策、算学衍学乃至时文更不必去说，能从万千学子中杀出“血路”来的这群人，都是此中高手，每一科至少不会差的太离谱。
其中当然不乏偏科之人，但最终考试的成绩大多在毫厘之间。就好似后世从全国各省重点高校选取前几名，汇拢几千人参加统一考试一样，最强者和最次者之间并不能用鸿沟二字简单比较。
九科九百分，根据往科惯例，第一名会元和名落榜末的“孙山”，相距分数也不会超过百分。
所以，相比于考题模式固化千年的前八科，第九科制艺就显得尤为关键。
会试制艺可不会像苏和仲那样来一场“耸人听闻”的诗词大赛。以前大多测试考生的应用能力，比如施政、断案等等，但最近十几年又逐渐不同。
自从党争兴起，制艺一科也多少受到“牵连”。不管哪个派别的考官，都喜欢在制艺一科中掺杂自己的私货。让考生就某件事发表自己观点，从观点中分辨考生的政治倾向，从而判卷，这是近几科考官们最常做的事。
今年的制艺也不例外：《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取三法或择其一论利弊、得失。
说白了就是自我发散写一篇作文。和时文不同，无需严格遵守定式，自然也就千奇百怪、五花八门。对于考官们来说，也是最好“发挥”的时候。
所有考生拿到这道题，九成九的人都冒出一声冷：明显到了极点的让你选队站，就看你怎么选。
还没进入“编制”便要站队，这种硬逼人选边的事件，最近十几年已经不是第一次。
维新派和清流党之间的恩怨已经白热化，就连对政治不很敏感的考生都从卷面上感受到了那字里行间透出的阵阵杀气。
颜子卿也拿到了试卷。经过好几年的耳闻目染，十几项围绕“富国富民”的维新法令，颜子卿都亲身体验过，谢玄变法的优劣已经根本不用再需要别人来陈述。
但颜子卿不是刚刚来到这里的菜鸟。这套题的“险恶用心”，稍微明眼点的人都能看明白，用另一个时空的话来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为过。
“该如何选择？”颜家以及和颜家交好的家族、亲族没有一个人支持变法。颜子卿清晰记得自己刚回杭州那天晚上，叔父在饭桌上对变法态度。他的态度基本上就能代表整个云州地主阶层。
其实根本不用自己选，颜子卿三个字就已经被划进了反对“维新”的中坚里。
颜子卿不知道徐文青、王伦、王熙河、李少愚、武明月甚至唐博虎等人会怎么选，但自己这次再也没有含糊其辞的余地，蛇鼠两端绝无可能，必须选一边。
毛笔在手，重愈千斤，又到了一次选择的时候……
连续三天考试，结束之后成千上万份试卷，如同乡试般被糊名、签名、用印、撰抄，制成朱卷后再校对、弥封、分卷、送判。
当会试主考、礼部尚书袁世宏；两名副考，礼部左侍郎张安东，礼部右侍郎康庄；十八房同考官、十八名内监官进香盟誓之后，抄录好的试卷落到了同考官们的手中。
前七门的阅卷并不麻烦。格律和答案在哪里摆着，只要不“太”心存私心的人，基本都能把握好判卷标准，达到相对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