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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成子爸发火，向来夫唱妇随的成子妈妈也就不再撒泼了。
抽泣着回到里屋，取出了一个头巾包扎的包裹。
打开之后，里面全是五元、十元、五毛、两毛之类的零钞。
大成子惊讶的瞪大了双眼，他从未想到家里有这么多的钞票。
平时货郎挑子到庄上，问妈妈要一分钱买个糖豆，都要嚎哭上老半天才能得逞。
如今全让小叔拿走了，大成子一下嫉妒了起来。
“他小叔，你也知道，前几年都苦死了。你们老王家欠外边的陈年烂账，一半都是你二哥还上的。这两年我们累死累活，日子才稍微好过了些。这点钱将来你就是摔锅卖铁也要还给我们，都是留着给你侄子们娶媳妇上学用的。”
妈妈把零钞一张一张点数后重新包好，郑重的交到小叔手里。
“放心吧二嫂！一定还一定还！要不我给你立个字据！”
小叔欣喜万分的接过包裹，一个劲的给成子妈道谢。
“立字据就不需要了！我们都是睁眼瞎子，也看不懂！你们王家老的小的都在场，将来还不还钱就看你王世忠的良心了！”
妈妈卫兰又恢复了常态，在婆家叔伯面前，她给足了成子爸爸面子。
大成子还记得，那天夜晚爸爸和妈妈整整争吵了一夜。
这也是从他记事以来，父母争吵最厉害的一次。
爸爸一早就出门了，妈妈红肿着双眼挺着大肚子，起来给全家人准备早饭。
那天妈妈看大成子，也是一百个不顺眼。
一点小事都能惹她勃然大怒，死孩子、孬孩子的骂他。
晚上大爷大娘过来，大娘声泪俱下的劝慰妈妈，声讨了老王家一百个不是。
妈妈卫兰的这口恶气，才算暂时消停了下来。
十天以后，爸爸满面风尘的从外边归来了，交给了妈妈一沓子纸币。
这沓沾满汗水的钞票，终于扫去了妈妈满脸的阴霾。
她原谅了爸爸，恢复了往日的勤劳和笑容，全家人又能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了。
后来毛丫告诉大成子，爸爸王世川那段日子不在家，是和军子堂哥他们到内山扛树去了。
别人两天一趟，每次扛一棵杉树，成子爸爸却是一天一趟不分昼夜，而且每次扛两棵杺条。
如此不要命的苦干，半个月的回报是五十元的血汗钱。
把借给小叔的那笔积蓄，补回了一小半。
也许让妻儿吃苦受累，舍小家为大家，成子爸爸自己也不好受吧。
所以他要用这种舍命挣快钱的方式，把损失补回来，也算是对妈妈卫兰的一种赎罪了。
那时候山区的木材、毛竹交易都是有计划的，一般人很难搞到指标。
社员私自进大别山腹地扛树、扛毛竹，属于投机倒把，是一种不能公开的违法行为。
扛树人所走的路线，都是没有人烟的山间小路，乘着夜间悄悄的出山。
而木材的买家也会事先联系好，到了约定的地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自留地、家庭副业半放开的那几年，农家的生活日渐宽裕，对于内山优质木材的需求也越发多了起来。
谁家儿子结婚、姑娘出嫁，需要盖房子做家具，都会联系本地的老木匠。
价钱谈好之后，木匠才会找可靠的熟人进山扛树。
这样的交易，不管是卖树的山民，扛树人，还是山外的买家，都是各取所需。
已经形成了一条不能见光的产业链，很早的时候就在计划经济的外围悄悄进行了。
有点像后来边境贸易中的走私，“价格双轨制”时代的倒买倒卖，又像严格外汇管制时期的“黑市交易”。
在那个时候，不出工劳动，一门心思做副业，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们才干的事情。
像成子爸爸王世川这样出身不好的本分农民，一个家庭的主心骨，没有被逼到绝路上，一般都不敢从事这样的营生。
尽管扛树很挣钱，只要肯吃苦，一个月的收入就能超过在生产队全年的工分。
所以回家的第二天，王世川就老老实实的出工去了。
而妈妈卫兰，则回了趟姥姥家，买回了两头黑猪崽。
她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接济成子小叔的损失，全部的再挣回来。
妈妈每次上工，都会带上一个大竹篮子。
傍晚收工的途中一路打着猪草，等走到家，三头崽猪一天所需的草食就全都准备好了。
妈妈年轻时候的那种勤劳，就像虔诚的清教徒一样，勇敢、无私、而又执着。
简直就是一位不屈的女斗士，为了家的信仰。
那是一个娃娃亲盛行的年代，刚子和狗蛋都有摇篮亲的对象。
那时候的农村男多女少，讨不到老婆的老寡汉小寡汉成堆。
如果不在男娃们小时候就把亲事订好，等长到十七八岁，本就不多的资源早已分配殆尽。
这个时候再想讨一房中意的媳妇，可就比登天还难了。
所以指腹为婚、枕头亲、摇篮亲、娃娃亲这类乡村文化，不能一概以落后封建的乡俗下定论。
它们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具有时代的合理性。
